慕尼黑觀影紀錄之《Drive My Car》

濱口龍介2021年執導的《Drive My Car》(日文為《ドライブ・マイ・カー》,台灣翻譯為《在車上》,2022年2月上映),由西島秀俊主演,改編自村上春樹《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之中的同名短篇,成為一部三小時的電影,在坎城影展獲得最佳劇本等三個獎項,也有獲得金棕櫚獎的提名。以上這些資訊都是一維基就有的,但以下,我想說的是,何其幸運,2022新年之始初進戲院,就看見一部空降盤據個人近年最愛的電影。

這篇文章意不在暴雷,好像也很不專注於電影本身,而是一篇個人觀影活動的紀錄,會一直寫一些有的沒的,但可能難免透露一些劇情,請不喜劇透者自行斟酌是否往下看。

2022年初的德國慕尼黑,仍然因為名字裡有19的病毒,進入電影院必須遵守2G+原則,也就是只有康復者和打完疫苗的人,並再加上持有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影廳(geimpft/genesen und getestet/geboostert – vaccinated/recovered and tested/boosted),當然也必須佩戴口罩。不過如果是打完第三劑的民眾就不用另外提出證明,這或該算是某種nudge(推力),提供大家趕快去打第三劑的一個誘因。

從初來乍到德國時,也就是四五年前開始,陸陸續續累積了一些在慕尼黑的觀影經驗,回想一下也是滿多元的,除了會去我稱為慕尼黑威秀的大型商業電影院,搶高級座位或杜比廳買爆米花吉拿棒配漫威或星際大戰以外,也去過一些小型的影院或是影展的空間。而作為一個雖然需要獨處卻又恐懼寂寞的人,實在還是無法接受一個人看電影這件事,在德國的話,心裡的牆堵在那的理由和在台灣的不太一樣,但總之我就是不想。

這次《Drive My Car》回到了Monopol看,大概可以稱之為慕尼黑真善美吧?這裡比較容易看到原音電影,或是較小眾的一些選擇。之前曾在這裡參加《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特映會,有導演的映後座談,當時我們還同場加映,舉辦了聲援香港的活動。那已經是2019年夏天的事了。

(德文版的海報很美,我真的是頗少稱讚德國的什麼非自然元素很美,但這次的海報我真的很喜歡,可能因為它顯然不真的是德國元素。圖片來源:自己在電影院門口拍照紀念

我們接收著一樣的濱口或村上嗎?

電影一開始我就陷入一陣痛苦,不知道為什麼事前完全忘記思考聲音和字幕的事。但謝天謝地,至少沒有看到德語配音的版本。不過,日語發音配上德文字幕,對我來說是兩個我個人能力處於半吊子的語言,大概可以接收八成,但是沒有辦法同時input,必須專心致志於一個選項,要聽就聽,要看字就看字,勢必要做出選擇。約莫前半個小時我都處在這種視聽困境,但過程中,屢屢發現德文字幕和我聽到的日文,儘管大意相同,但氣氛的差距甚巨,約莫是點了東方美人茶最後喝到德式感冒茶的距離,但大部分的時候來不及反應這到底是什麼茶就來到了下一口啜飲。再加上如果要看字幕,很難專注於整個畫面,大約半小時過後,我的選擇就很清楚了。同時也發誓,未來一定要再看一次中文字幕的版本。

只是,日文聽力還是相當有限,始終有種我聽到的都是僥倖啊的感覺而遺漏掉了什麼,但說不定專注於字幕的德國人和我失去的東西也差不多。影廳裡的德國人比我預期的多,不過年齡層偏高。我時不時想著,他們接收和理解到的,會不會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呢?

我在德國買過兩本村上,都是在慕尼黑機場書店買的。這原本是一個計畫。每次去機場送來訪的親友離去,內心就會空出很大一塊,突然自己的精神內在多出了一間客房的感覺,有點想去進行大掃除但又沒有勇氣開門面對空空蕩蕩的房間。為了彌補這種感受,決定在每次送完機就去書店買一本書。

第一次有這個想法時,在機場書店看見了一整排的村上,覺得部分書名需要思考一下它們是誰,不過《海邊的卡夫卡》倒是非常直接,就叫Kafka am Strand。我拿起那本,找了一下高中時曾經寫成無名一篇文章的那句「世界是隱喻,田村卡夫卡老弟」,發現還算看得懂,就把它帶回家了。從機場回城裡的路上我開始看,覺得似曾相識又如此陌生,用德語說村上故事的感覺很不同,將這一切用德文描述的時候,我伸手抓不到那種我心目中非常日式的敘事模式,但或許那是賴明珠也說不定。不禁覺得,德語區的人,如果喜歡村上的話,好像喜歡的是和我很不一樣的東西,我們可以對談嗎?

第二次在機場送家人離去,我又去挖了一本Naokos Lächeln,直譯的話是「直子的微笑」。我心想天哪,這真是,太不直接了,不過封面倒還是紅色和綠色,於是我在回程的S-Bahn上進入了《挪威的森林》的德語世界,為了徹底跳脫送完機的空虛,當時還考慮了要聽Spotify的村上歌單還是伍佰。必須說,我很不喜歡德語版的挪威的森林,從標題就覺得不對盤,為什麼是直子呢?感覺那是另一個我不認識的故事了。喔,不行,這個買村上德文書的計畫也因此變得有點意興闌珊,但中斷的原因可能不只如此,我再一次去送機時是送一位教授返台,比起內心空洞我更感到全程擔任翻譯後的疲勞與飢餓,所以就去機場麥當勞吃套餐,還順便發現機場的麥當勞比市區的貴。

因為突然想起了這樣的事,讓我不禁偷環顧了一下電影院內的德國人們,思考我們面對相同的大螢幕,接收到的訊息是不是很有差異。一樣的腳本用不同的語言呈現,想必會有些距離吧?

對喔,僅從我有限的語言能力而言,我覺得答案已經是肯定的。不禁覺得有趣,如果我和現場的德文母語人士都喜歡這部電影,我們喜歡的是一樣的客體與感受嗎?

電影的聲音與字幕真是深深與該語言的文化脈絡背景密接啊,以下三個版本是德文字幕、繁體中文港版字幕、以及繁體中文台灣版字幕。用幽微來形容其間差異好像太保守了,就連兩種繁中字幕我都覺得氣場很不同,至少對我來說,這種差異真是相當有趣。

  • 德文字幕:

  • 繁體中文港版字幕:

  • 繁體中文台版字幕:

儘管沒什麼必要,但還是想公布一下我的心證,就是我真的很喜歡台灣版的翻譯,但我想,就是因為這最接近我一直喜歡著也最熟悉的風格吧,我就是預期看到這樣的氣氛,而這部電影搭配的字幕也高度地營造出我想像的氛圍。例如縮圖中的「wundervoll」和「迷人」,前者讓我聯想的是迪士尼城堡煙火式的美好,但迷人就有更多含蓄的魔力。

符合心跳頻率的美

跨越或是說習慣了語言的隔閡以後,就必須說,這真的是一部正中我心的電影。「我就是喜歡這種東西啊」這樣的感受在我德國日常很少出現,出現時覺得心情非常好,血流很暢通,不快不慢剛剛好,用一個很舒服的節奏享受一切,並且,完全沒有感受到這是一部長達三小時的電影。

而無論是哪種情感,在全片裡都用一種細膩的型態繚繞著並壓抑著,看得見,也看不見。隨著劇情推展,最終以一個非常含蓄而溫柔的角度拋出,並安靜的收束。而這一切都與車上這個空間連結著。

不知道心曠神怡和扣人心弦怎麼有辦法同時發生,但觀影的感受確實如此。畫面真的好美,隨時都好美,東京或廣島,西島或是每位演員的取鏡角度,那些漢字出現在畫面也好美。太喜歡那種不透過言說表現的情感,不說的彷彿有無限可能,卻又是那麼可以透過感知直達我們的意識。車子總是穩穩地開著,就像整個故事流暢而穩穩地說著,發生了許多事,車子這個空間與空間內的對話卻是穩穩地延續著,神奇的是在平穩之中也不斷推進。相較之下,妻子情夫的顛簸與衝動也透過另一台車的狀態展現。

其實可以說,電影分為兩個部分,直到紅色車子穿越隧道來到廣島,開啟了電影的第二部分。從有妻子的時空,來到了喪妻後的下一個階段。運轉手在第二個時空出現,看了一些影評,也想說,我真的不在乎她是不是什麼療癒女神或最後與西島飾演的家福之間感情狀態如何,她坎坷地卻也穩穩地接住這個故事線,開下去,如同她說,開車就是她的工作。

而貫穿全劇,持續對話著的,是契訶夫的戲劇《萬尼亞舅舅》。電影裡每個人似乎都扮演著說故事的人,也和這故事保持著微妙的關係,不同階段的練習,直到公演,共鳴著家福的情緒流線。

電影裡有個台灣女生,我覺得非常立體,就是一個在國外的台灣女生的樣子,勇敢而直接的鳴放。韓國手語演員也是一個安排的恰到好處的角色。

個人相當著迷於家福妻子的形象與聲音,迷人,對,這個詞真是再適合不過,也著迷於她的靈性如何地貫穿全戲。她毫無疑問是愛著家福的,出軌的情感卻也是真切的,於是她的短篇有家福沒有聽過的結局,沒被翻開的那些,家福在車上聽著高槻帶著豐沛的情緒說完。
(查了一下發現家福音的演員十年前在挪威的森林電影版飾演玲子姐呢。)

恰到好處可能也是想為這部片標記的個人關鍵字。恰到好處的美感,恰到好處的收放,恰到好處地投射了某種非常日本(或,非常我腦內的賴明珠)的敘事,彷彿是剛剛好的濱口與剛剛好的村上,當然還有剛剛好的西島與岡田。可能也恰到好處地,在疫情期間的歐洲補充了一些我很想念的元素。

十年前的自己可能會想更縹緲地而隱喻式地寫這篇,但十年後的我沒有選擇這麼做,最後想紀錄下來的是,離開電影院前,我突然想到,或許這會是自己這輩子最後一次在這個地下室的小影廳看電影哪。有了這樣的念頭以後,走上樓梯的腳步也微微地感傷起來,透過口罩仍能傳來的菸味也顯得有些令人迷惑。但再走兩階,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Drive My Car》和我身邊的朋友們作為我與這個空間最後一次的連結,真是太好了。

總之,如果有人要問我這部的話,我會說喜歡呀,非常喜歡喔。

最後的最後,附上Beatles的同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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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著雪的國境之南

離家一萬八千里確實是會放大一些情緒,看了金馬58的一些片段眼淚流得亂七八糟。

李安出現說話的時候,真是令人淚流滿面。這段影片的另一個心得是,雖然大家都說林柏宏可以不用唱歌,但都還是原諒了他,果然顏值就是正義。

剛好前一天和一群朋友們看了尚氣,算是從頭不舒服到尾,我也只是要看個爽片而已,怎會落得好一陣不爽。今天在金馬螢幕上看到李安的臉時,真是瞬間懂了為什麼會對於尚氣片中各種超級直線式情緒如此不滿。可能也是一種累積下來的種族議題敏感,但如果要賣這樣的元素,背後的一些細膩要是沒有一起打包,何不就好好地做一些真正的爽片,例如真的讓蜘蛛人三代同堂,皆大歡喜,之類的。

說到蜘蛛人,當年復仇者聯盟最後一集上映時我在德國買了第二天的票,首映日堅持不看社群媒體,沒想到在超市結帳的時候被前面聊天的德國人爆雷,OOO死囉,天哪,防不勝防,我就是來買個菜而已啊。只好再說一次:我也只是要看個爽片而已,怎會落得好一陣不爽。那次之後,有想看的漫威都決定第一天就看。如果可行,這次還希望可以看3D的蜘蛛人,多一層眼鏡假裝多一層防疫。

哎,回到關於細膩的情感,想起我歐洲朋友們都看不懂孤味,才意識到我們真是背負著一些樸實無華但層巒疊嶂式的內心糾結長大的。雖然這裡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啦。

看金馬的心得是,可以好好的把想做且能做的事情做好真是很令人感動。

之前上一個法國經濟學教授的線上課程,他說法國或歐洲應該要意識到未來歐洲不會是傳統意義上的強權或霸權,但是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在文化、思想、理念等等,可以做出歐洲的精緻度和深度。他建議,這是可以永續經營的未來方向,而不是硬是去自我定位為和美國中國類似的經濟與軍事強權。當時聽到覺得滿感動的,可能在身為歐盟強權的德國也特別有感,好像總是可以在德國日常與政治生活的許多層面,感受到德國人對於美國的反感或是嘲笑感,但是呢,沒有但是了。今天又想起了法國教授這段話,覺得還是有很多可以做、而且可以試著好好做好做深的事吧。

一邊看著窗外慢慢積著雪,一邊覺得自己真是活得相當任性,可以在這個年紀在雪夜的書桌前工作,看想看的文獻,順手抱怨一些漫威的事情,還一邊吃健達巧克力。一瞬間也會想說,我很好喔,夫復何求。

健達的原文Kinder是德文的「小孩」的意思。之前讀學長S寫的一篇影評,最後說了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大人?不知道欸,我想我們早已是大人,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這也不是像我去買酒被查證件的時候會說噢我已經可以買酒十年了喔這種客觀的標準,但或許我們早就已經做著那些小時候覺得「大人」在做的事。

318之後,有個朋友說了都是因為大人不把事情做好才會搞成這樣,聽了覺得心裡有點疙瘩,那次是我第一次認真思考什麼時候開始才會算是大人呢,對於當時的中學生小學生來講,我們也算是大人吧?還是要到王金平那種年紀才能稱自己為大人?想不到數年之後,已經結婚生子的學長依然在影評中問了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大人。想起有本書叫問題是你要當少女到幾歲?也想起小學的時候覺得六年級的學長姐很大,但到了自己六年級的時候覺得我們怎麼還是很屁;二十五歲在機關工作的時候覺得我是誰我在哪,現在到了三十歲,雖然可能確實做著一些專業的事,依然覺得自己很中二,在這裏講一些蜘蛛人,聽周杰倫唱為什麼這樣子。

可能就是很中二的大人吧,或是承擔著一些社會分工的Kinder,但看看同世代的歐洲朋友,又覺得我們也已經擔著頗多東西了,沒有少做什麼事。不知道數年之後回頭望,會不會真的覺得自己已經脫離了Kinder感,或者千禧世代(真老派的詞)就是會帶著這樣的氣氛到老。

寫著這篇胡扯瞎扯的此時此刻,變種病毒已經進入慕尼黑,國境之南不僅飄著雪,可能還飄著變種病毒。

最後順帶一提,國境之南是一首十三年前的歌。而到了德國才發現,阿嘉也不是那麼糟的郵差。

「之後」的故事、「之後」能做的事——2020台灣國際人權影展轉型正義片單

本篇原刊載於新活水雜誌2020年9月號 (點選為博客來導購連結)。
謝謝這篇邀稿的時點,讓我在20代的尾巴成為藝文雜誌作者,以後可以就說,我二十幾歲的時候也是個文藝少女欸。

特別企劃:FOUNTAIN X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國家傷害人民」能如何成詩?文學、電影與劇場的轉型正義敘事
電影
    「之後」的故事、「之後」能做的事/陳冠瑋

從獨裁政權的迫害、到種族滅絕與大屠殺,上個世紀的諸多人間悲劇仍未遠走,有些進入了司法追訴或平反程序,有些真相仍在等待被挖掘。在大型的時代悲劇裡,人們在其中有著各式各樣的角色,赤裸裸下達刑求命令的官員、拼命抵抗的游擊隊、暗中密告的秘密警察、見證屠殺的普通市民、還有懵懂無知的孩子。儘管迫害最終邁向了止息的一日,但然後呢?許多人已不幸離世,活下來的人們該如何繼續生活?該如何帶著這樣的記憶走進之後的每一天、如何面對下一個世代?2020台灣國際人權影展的片單中,《控訴獨裁者》、《掘愛傷痕》、《秘密的滋味》這三部與轉型正義相關的作品,嘗試用影像述說了「之後」的故事。

《控訴獨裁者》(2017)

《控訴獨裁者》原文片名為Hissein Habré, a Chadian Tragedy,一場查德的悲劇。查德的獨裁者Hissein Habré在1982至1990年間在國內實施恐怖統治,造成四萬人死於獄中,留下許多無名屍骨,實際遭受迫害者人數則更加駭人。片中提及,美國、法國等大國都在背後支持了Habré政權與其秘密警察。2013年Habré在塞內加爾被捕,面臨眾所矚目的世紀審判。宣判時日到來前,導演Mahamat Saleh Haroun拜訪了被害者協會的許多受難者,記錄了他們的容顏與夢魘,與他們談起當年的經歷、後來的生活,以及對於審判的想法。

悲劇之後,生活總是帶著惡夢的。影片中包括了重返酷刑地點的片段,有受難者在談起酷刑經驗時,用盡了各種痛苦的詞語描述當時的人間煉獄,表示自己不如死去,也有人談及了世態炎涼,受難後被親友、街坊完全遺棄了。而片中,導演甚至安排了秘密警察與倖存者面對面談話,從互相重述逮捕、如何以工具刑求的經驗,乃至於道歉、承認錯誤。這是個令人屏息的過程,觀影者可以直接地看見凝滯的痛苦盤旋、糾纏在雙方身上,緩慢地推進到最後的道歉。雖然對於審判的態度,有些人抱有期待,等待公道、也有些人完全不相信苦痛能受到平反,但電影末尾眾人集結來到受難者協會等待判決的集會,一起迎接走到「惡夢的終點」。

掘愛傷痕》(2019

導演César DÍAZ長期處理瓜地馬拉內戰議題,首部劇情長片《掘愛傷痕》中,透過鑑識基金會骸骨研究員艾納多追尋父親蹤跡的歷程,呈現了三十年前瓜國內戰後,不同身份角色如何帶著這段經歷生活下去的故事。艾納多研究公墓與亂葬坑大量的無名屍骨,想要好好安葬父親,但母親只想忘記這件事。當農村老婦妮可薩帶來了可能與父親相關的消息,艾納多埋頭工作的「公私不分」也顯現出他投入工作真正意義。直到片末,DNA鑑識結果出爐,而母親也鼓起勇氣在法庭上作證,艾納多的拼圖才終於有了完整輪廓。

不比戰爭容易的是戰爭之後,戰爭的恐懼也不會隨著戰爭結束,親身經歷者要與這樣的經歷共存,下個世代則承受著後續的殘破、責任與沈默帶來的空白。空閑時間總是想辦法麻痺自己的艾納多曾詢問妮可薩,是什麼支撐著她活下去?妮可薩的愛人馬提歐在內戰中失去音訊,她深知挖掘出骸骨也帶不回她的馬提歐,但她和姐妹們一樣,還是想要找到丈夫與親人。妮可薩關於活下去的答案是在玉米田工作、養大母雞,日復一日,這就是她巨變之後的日子。在電影尾聲,艾納多終於和母親在開闊的海邊終於談起塵封已久的父親話題,母親在劇痛之後的壓抑,如大海深沉,但終究無法如大海般平靜。

《秘密的滋味》(2019

《秘密的滋味》的法國柬埔寨導演Guillaume Suon,在這部片中記錄了「鬼」,導演的母親因為經歷赤柬大屠殺而一直想逃脫這個糾纏著她的「鬼」、好友法國亞美尼亞攝影師則想要捕捉困擾著自己母親的「鬼」,他的母親見證了土耳其亞美尼亞大屠殺——兩種面對鬼的方式形成了對比,有人想擺脫鬼、有人想捕捉鬼。

《秘密的滋味》由許多居家的畫面累積,導演的母親常想避而不談,她說,談論會讓痛苦復活,我們不要談了,除了悲傷,不會找到什麼的。但當母親在廚房滿意地講著家人留下的秘密配方,她和家人的距離,那在多年前超過百萬人罹難的紅色高棉時代被殘酷離散的距離,濃縮在一碗湯裡如此靠近又如此遙遠,她是背負著什麼過著之後的生活呢?攝影師朋友Antoine Agoudjian的追尋也是本片的重要部分,導演陪著他來到伊拉克的萬人塚,回到母親的家,尋找使母親沈默的原因。導演最後哄著母親回到柬埔寨,這裡是她的地方,看著她講話的樣子,就知道這裡就是她的地方。

Suon和Agoudjian都背負著黑暗遺產,身為後代,他們想了解鬼的樣子,但那是沈默的上一代在經歷大屠殺之後巨大的悲傷,或者已經超越悲傷。

片單電影的追尋:如何與過去共存?

三部影片都觸及了恐怖經驗之後,人們如何「活著」——一個對許多人而言令人窒息的凝重詞彙。

在《控訴獨裁者》裡,有倖存者表現出自己活下來是個奇蹟,但許多人也表現出繼續活著的痛楚,如何面對過去?如何前進?審判的意義是什麼?和《控訴獨裁者》導演親訪受難者經驗不同的是,《掘愛傷痕》以有主角的劇情呈現了活著的艱難,漫無目標地尋找真相、背負著秘密每日面對摯愛。《秘密的滋味》則是透過世代間的對話與探尋,一步步接近籠罩著沈默母親的過去,年輕一代想要了解更多,倖存的一代只想要沈默——但她們無法忘記。

屠殺、恐怖統治畫下句點之後,三部電影以不同的手法刻畫了不同的生存模式:挖掘真相、好好埋葬、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和解」、遲來的正義、苦痛的折磨、尋求平靜的渴望、對於惡夢真正結束的盼望。複雜的想望交織,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時間經過,人人都在嘗試如何與過去共存,如何帶著過去活下去。而電影作品本身,也紀錄著導演追尋問題的過程,追問下去,後面是什麼呢?儘管對Suon母親而言,那後面只有悲傷,但對於導演、對於觀眾而言,影片本身,是迷霧的散去,是一片片拼圖的拾起,也是可能的新起點。

呈現過去、呈現之後

國際人權影展上挑選的轉型正義片單,呈現了轉型之後的艱難,這些「之後」的故事儘管來自不同背景的大型迫害或戰爭,有著不可共量的悲傷,卻幽幽地共鳴著。電影紀錄下了人們如何面對從此以往的生活,而電影本身也是面對的一種方式。

近幾年,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相關電影」這樣的概念應該已經不陌生,也能越來越直接的透過影劇作品觸碰。幾年前在台灣頗受歡迎的韓國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等上映時,總有人說著希望民主化時間點類似的台灣也能有類似的作品。其實民主化以降,本土也逐漸出現討論過去非民主時期的迫害與傷痛的影視作品,如侯孝賢導演1989年台灣第一部描繪二二八的《悲情城市》與1995年討論白色恐怖的《好男好女》、1994年萬仁執導的《超級大國民》,陳政一前往刑場時高舉雙手比出使其入罪的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的畫面深植人心,而直至2019年《返校》上映後被反覆播送的「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引起廣泛迴響,可說是近期大螢幕碰觸白色恐怖議題更加通俗化的重要進展。而事實上,透過較為間接方式處理白色恐怖、轉型正義議題的影劇作品也是所在多有,如劇集《燦爛時光》便影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

不過,相較於本次影展片單訴說的「之後的故事」,是透過對於事發多年後,現今的人們如何面對過去,在新的時代生活著,以上談及的台灣作品,多是在描繪過去的時代。當然,相關作品也時而取決於轉型正義工程本身的進程,「直接」談論威權統治本身,在台灣已然是走了許多年的一哩路,在人們對過去尚不了解之際,試著描繪過去的作品當然也同樣重要。而各國處理轉型正義的方式不同,也自然影響著作品內容,例如《控訴獨裁者》由於有塞內加爾特別法庭直接以司法追訴查德獨裁統治的加害者,才有與審判相關的討論。然而,從訪問受難者此一手法而言,如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數位影音區刊載了諸多口述歷史,要接觸台灣受難者現身說法的影音也並非難事。另外,落於「直接描繪過去」與「如何在現在面對過去」之外,另一種模式是如紀錄片《牽阮的手》紀錄田朝明醫師與田孟淑夫婦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貢獻,以事後回憶的方式推展影片內容,過程經歷許多台灣民主化的重大事件,也是另一種以人物為主的紀錄方式,同樣可以透過主角的理解窺見「過去」。但是,在恐怖經驗「之後」如何生活,在台灣也有非常多的故事,期待未來可以看見相關的作品。

關於「之後的故事」,是當代人仍在面對的課題與挑戰,而作品本身,是後代人們在這「之後」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