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原刊載於新活水雜誌2020年9月號 （點選為博客來導購連結）。
謝謝這篇邀稿的時點，讓我在20代的尾巴成為藝文雜誌作者，以後可以就說，我二十幾歲的時候也是個文藝少女欸。
特別企劃：FOUNTAIN X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國家傷害人民」能如何成詩？文學、電影與劇場的轉型正義敘事
電影
「之後」的故事、「之後」能做的事／陳冠瑋
從獨裁政權的迫害、到種族滅絕與大屠殺，上個世紀的諸多人間悲劇仍未遠走，有些進入了司法追訴或平反程序，有些真相仍在等待被挖掘。在大型的時代悲劇裡，人們在其中有著各式各樣的角色，赤裸裸下達刑求命令的官員、拼命抵抗的游擊隊、暗中密告的秘密警察、見證屠殺的普通市民、還有懵懂無知的孩子。儘管迫害最終邁向了止息的一日，但然後呢？許多人已不幸離世，活下來的人們該如何繼續生活？該如何帶著這樣的記憶走進之後的每一天、如何面對下一個世代？2020台灣國際人權影展的片單中，《控訴獨裁者》、《掘愛傷痕》、《秘密的滋味》這三部與轉型正義相關的作品，嘗試用影像述說了「之後」的故事。
《控訴獨裁者》（2017）
《控訴獨裁者》原文片名為Hissein Habré, a Chadian Tragedy，一場查德的悲劇。查德的獨裁者Hissein Habré在1982至1990年間在國內實施恐怖統治，造成四萬人死於獄中，留下許多無名屍骨，實際遭受迫害者人數則更加駭人。片中提及，美國、法國等大國都在背後支持了Habré政權與其秘密警察。2013年Habré在塞內加爾被捕，面臨眾所矚目的世紀審判。宣判時日到來前，導演Mahamat Saleh Haroun拜訪了被害者協會的許多受難者，記錄了他們的容顏與夢魘，與他們談起當年的經歷、後來的生活，以及對於審判的想法。
悲劇之後，生活總是帶著惡夢的。影片中包括了重返酷刑地點的片段，有受難者在談起酷刑經驗時，用盡了各種痛苦的詞語描述當時的人間煉獄，表示自己不如死去，也有人談及了世態炎涼，受難後被親友、街坊完全遺棄了。而片中，導演甚至安排了秘密警察與倖存者面對面談話，從互相重述逮捕、如何以工具刑求的經驗，乃至於道歉、承認錯誤。這是個令人屏息的過程，觀影者可以直接地看見凝滯的痛苦盤旋、糾纏在雙方身上，緩慢地推進到最後的道歉。雖然對於審判的態度，有些人抱有期待，等待公道、也有些人完全不相信苦痛能受到平反，但電影末尾眾人集結來到受難者協會等待判決的集會，一起迎接走到「惡夢的終點」。
《掘愛傷痕》（2019）
導演César DÍAZ長期處理瓜地馬拉內戰議題，首部劇情長片《掘愛傷痕》中，透過鑑識基金會骸骨研究員艾納多追尋父親蹤跡的歷程，呈現了三十年前瓜國內戰後，不同身份角色如何帶著這段經歷生活下去的故事。艾納多研究公墓與亂葬坑大量的無名屍骨，想要好好安葬父親，但母親只想忘記這件事。當農村老婦妮可薩帶來了可能與父親相關的消息，艾納多埋頭工作的「公私不分」也顯現出他投入工作真正意義。直到片末，DNA鑑識結果出爐，而母親也鼓起勇氣在法庭上作證，艾納多的拼圖才終於有了完整輪廓。
不比戰爭容易的是戰爭之後，戰爭的恐懼也不會隨著戰爭結束，親身經歷者要與這樣的經歷共存，下個世代則承受著後續的殘破、責任與沈默帶來的空白。空閑時間總是想辦法麻痺自己的艾納多曾詢問妮可薩，是什麼支撐著她活下去？妮可薩的愛人馬提歐在內戰中失去音訊，她深知挖掘出骸骨也帶不回她的馬提歐，但她和姐妹們一樣，還是想要找到丈夫與親人。妮可薩關於活下去的答案是在玉米田工作、養大母雞，日復一日，這就是她巨變之後的日子。在電影尾聲，艾納多終於和母親在開闊的海邊終於談起塵封已久的父親話題，母親在劇痛之後的壓抑，如大海深沉，但終究無法如大海般平靜。
《秘密的滋味》（2019）
《秘密的滋味》的法國柬埔寨導演Guillaume Suon，在這部片中記錄了「鬼」，導演的母親因為經歷赤柬大屠殺而一直想逃脫這個糾纏著她的「鬼」、好友法國亞美尼亞攝影師則想要捕捉困擾著自己母親的「鬼」，他的母親見證了土耳其亞美尼亞大屠殺——兩種面對鬼的方式形成了對比，有人想擺脫鬼、有人想捕捉鬼。
《秘密的滋味》由許多居家的畫面累積，導演的母親常想避而不談，她說，談論會讓痛苦復活，我們不要談了，除了悲傷，不會找到什麼的。但當母親在廚房滿意地講著家人留下的秘密配方，她和家人的距離，那在多年前超過百萬人罹難的紅色高棉時代被殘酷離散的距離，濃縮在一碗湯裡如此靠近又如此遙遠，她是背負著什麼過著之後的生活呢？攝影師朋友Antoine Agoudjian的追尋也是本片的重要部分，導演陪著他來到伊拉克的萬人塚，回到母親的家，尋找使母親沈默的原因。導演最後哄著母親回到柬埔寨，這裡是她的地方，看著她講話的樣子，就知道這裡就是她的地方。
Suon和Agoudjian都背負著黑暗遺產，身為後代，他們想了解鬼的樣子，但那是沈默的上一代在經歷大屠殺之後巨大的悲傷，或者已經超越悲傷。
片單電影的追尋：如何與過去共存？
三部影片都觸及了恐怖經驗之後，人們如何「活著」——一個對許多人而言令人窒息的凝重詞彙。
在《控訴獨裁者》裡，有倖存者表現出自己活下來是個奇蹟，但許多人也表現出繼續活著的痛楚，如何面對過去？如何前進？審判的意義是什麼？和《控訴獨裁者》導演親訪受難者經驗不同的是，《掘愛傷痕》以有主角的劇情呈現了活著的艱難，漫無目標地尋找真相、背負著秘密每日面對摯愛。《秘密的滋味》則是透過世代間的對話與探尋，一步步接近籠罩著沈默母親的過去，年輕一代想要了解更多，倖存的一代只想要沈默——但她們無法忘記。
屠殺、恐怖統治畫下句點之後，三部電影以不同的手法刻畫了不同的生存模式：挖掘真相、好好埋葬、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和解」、遲來的正義、苦痛的折磨、尋求平靜的渴望、對於惡夢真正結束的盼望。複雜的想望交織，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時間經過，人人都在嘗試如何與過去共存，如何帶著過去活下去。而電影作品本身，也紀錄著導演追尋問題的過程，追問下去，後面是什麼呢？儘管對Suon母親而言，那後面只有悲傷，但對於導演、對於觀眾而言，影片本身，是迷霧的散去，是一片片拼圖的拾起，也是可能的新起點。
呈現過去、呈現之後
國際人權影展上挑選的轉型正義片單，呈現了轉型之後的艱難，這些「之後」的故事儘管來自不同背景的大型迫害或戰爭，有著不可共量的悲傷，卻幽幽地共鳴著。電影紀錄下了人們如何面對從此以往的生活，而電影本身也是面對的一種方式。
近幾年，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相關電影」這樣的概念應該已經不陌生，也能越來越直接的透過影劇作品觸碰。幾年前在台灣頗受歡迎的韓國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等上映時，總有人說著希望民主化時間點類似的台灣也能有類似的作品。其實民主化以降，本土也逐漸出現討論過去非民主時期的迫害與傷痛的影視作品，如侯孝賢導演1989年台灣第一部描繪二二八的《悲情城市》與1995年討論白色恐怖的《好男好女》、1994年萬仁執導的《超級大國民》，陳政一前往刑場時高舉雙手比出使其入罪的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的畫面深植人心，而直至2019年《返校》上映後被反覆播送的「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引起廣泛迴響，可說是近期大螢幕碰觸白色恐怖議題更加通俗化的重要進展。而事實上，透過較為間接方式處理白色恐怖、轉型正義議題的影劇作品也是所在多有，如劇集《燦爛時光》便影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
不過，相較於本次影展片單訴說的「之後的故事」，是透過對於事發多年後，現今的人們如何面對過去，在新的時代生活著，以上談及的台灣作品，多是在描繪過去的時代。當然，相關作品也時而取決於轉型正義工程本身的進程，「直接」談論威權統治本身，在台灣已然是走了許多年的一哩路，在人們對過去尚不了解之際，試著描繪過去的作品當然也同樣重要。而各國處理轉型正義的方式不同，也自然影響著作品內容，例如《控訴獨裁者》由於有塞內加爾特別法庭直接以司法追訴查德獨裁統治的加害者，才有與審判相關的討論。然而，從訪問受難者此一手法而言，如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數位影音區刊載了諸多口述歷史，要接觸台灣受難者現身說法的影音也並非難事。另外，落於「直接描繪過去」與「如何在現在面對過去」之外，另一種模式是如紀錄片《牽阮的手》紀錄田朝明醫師與田孟淑夫婦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貢獻，以事後回憶的方式推展影片內容，過程經歷許多台灣民主化的重大事件，也是另一種以人物為主的紀錄方式，同樣可以透過主角的理解窺見「過去」。但是，在恐怖經驗「之後」如何生活，在台灣也有非常多的故事，期待未來可以看見相關的作品。
關於「之後的故事」，是當代人仍在面對的課題與挑戰，而作品本身，是後代人們在這「之後」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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